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工程院、全国工商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简称“专项培养计划”）。预计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场工程师。为何五部门要专门出台这样一个专项培养计划？现场工程师缘何受到青睐？为保证20万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质量，政府部门、学校和公司各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做出哪些努力？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和职业院校负责人。
工程技术教育要回归工程了解真实现场
就在专项培养计划出台的前后，公司界发生了一件趣事：
据媒体报道，美国电动汽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计划将上海公司大约200名员工派往美国加州弗里蒙特汽车工厂，以提高美国工厂的产量。据了解，这200名上海员工的主力是自动化和控制工程师。美国成立60年的工厂，为什么需要中国成立3年的工厂传授经验？经济界人士分析，开发制造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实现规模制造，这正是中国制造的优势所在。支撑中国制造的除了大量产业工人，还有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都出现了工程技术人员紧缺的情况。
“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我们在走访一些公司时，负责招聘的同志反映，他们对生产一线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很希望能够与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公司需要的在生产服务一线的工程师。”第十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通信学会副秘书长（正局级）、中国工程师联合体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阳武对记者说。
从培养目标上看，我们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偏研究的学术型工程技术人才，也有偏应用的专业型工程技术人才，随着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实施，全社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结构会有所变化，对应用型现场工程师的需求比例会逐步加大。从比例上讲，从事研究的学术型技术人才肯定会比从事应用的专业型人才要少。“职业教育应适应这样的变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政校行企协同发力，深入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专业基础、工程实践能力、工匠精神的有机融合，将科学素养和工程能力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欧阳武强调。我们看到，国家多部门联合，先是推出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现在又启动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这非常有现实意义。”欧阳武评价。
“两个计划虽然实施的时间、背景、领域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通过校企联合培养适应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工程人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晓琴说。她认为，专项培养计划是“卓越计划”结合了现代学徒制实践成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登万认为，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重点是解决工程领域的现场问题，接续科学家的发现和工程师的创新。“推行专项培养计划，有利于国家形成‘现场工程师—卓越工程师—拔尖创新人才’的工程教育新体系。”
政府要形成政策合力构建制度体系
为实施专项培养计划，教育部等五部门建立了联合工作机制，加强政策支持，出台激励保障措施。
“专项培养计划采用超常规方式，由工信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推荐并确定项目公司需求，教育部门引导职业院校与公司资源精准对接，校企联合实施，在项目开始就把公司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了‘校热企冷’问题。同时，专项培养计划对参与项目的公司，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纳入产教融合型公司，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组合式激励，这些政策对公司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李登万说。
专项培养计划在制定中参考借鉴了北京市“工程师学院”的建设经验。北京市教育科学院霍丽娟教授告诉记者，北京市从2018年起全面推进职业院校“工程师学院”建设，每个项目市财政叁年拿出1500万元，与公司按4∶1的比例投入建设经费，公司按投资额的30%减免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院校将与公司合作收入的70%用于教师绩效工资发放，具备见习职工身份学生的社保由财政经费负担。“正是这些政策形成的合力，有效激发了各方主体作用的发挥。这一点在五部门专项培养计划中需要进一步落实。”霍丽娟建议。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建超对这些激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实还存有一丝疑虑，“目前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和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产教融合型公司‘金融+财政+土地’的组合式激励在各地还很难落地，因此有必要出台实施细则。”他同时建议，除了对公司的政策激励之外，政府也能对参与专项培养计划的职业院校给予支持，“办工科，设备投入和材料消耗巨大，办学成本很高，而现在的学费却是一刀切。”
另外，有专家认为，专项培养计划延续了传统的诱导式改革和项目式推进，依靠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司的号召，虽然在现阶段有效，但长远来看，校企合作还是要通过立法，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推进。
校企紧密合作是培养现场工程师的关键
与常规人才培养相比，专项培养计划最大的特点是全面实践中国特色学徒制，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据了解，目前，产业部门已经收到了近500家公司的申报，其中包括众多知名国企。下一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组织职业院校对接公司，共商合作培养方案并联合申报。
校企合作以学徒制形式培养现场工程师，近年已有不少高职院校开始探索。
陈晓琴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其船舶工程技术专业群主要培养现代造船工匠。近年来，我国造船技术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飞速发展，学校明显感到，教学资源远远落后于公司，培养的学生在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上跟不上公司要求。此外，船舶制造公司大多工作环境艰苦，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和持之以恒的职业追求都需要加强。2014年，学校与金陵船厂合作，组建了“金陵船舶学院”，开展学徒制培养。2021年，学校又与中船集团合作，组建“中船产业学院”，开展邮轮内装学徒制培养。培养过程中，校企联合制定和实施学生及导师的遴选标准，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实施教学项目，明确学徒考核标准和管理制度，培养质量显着提升，很好地满足了公司的需求。
航空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航空装备价值昂贵，事关安全，所以从事航空装备生产制造、装配试验、维修保障的一线从业人员不仅技术技能水平要求高，对其工作作风和行为习惯也有特别高的要求，是典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校企如何协同培养此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刘建超所在的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与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头部公司发起成立了航空职业教育集团等人才育训组织、四川航空宇航学会等科技创新组织、成都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等产业发展组织，打造融合发展生态圈，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合作10年来，学校专业内涵建设水平显着提升，技术创新与服务能力显着增强。
在合作过程中，陈晓琴深深感到，校企之间最大的问题是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参与办学主体的责权利不明确。此外，学生的学徒身份难以得到保障，学校教学组织与公司生产实际之间的矛盾也需要克服。
而在李登万看来，当前教育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产教融合深度广度不够、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堵点仍然存在。一方面，国家在制造业产业布局、技术攻关应用等领域进行了前瞻性布局，但院校对相关规划研究不深、把握不准，在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调整时，缺少及时有效指导；另一方面，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和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产教融合激励政策兑现不到位。
新职业教育法为中国特色学徒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础，透过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以高质量学徒制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职业教育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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