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解读《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专访全文如下：
瞭望：产教融合落子布局
“产教融合正由‘破冰期’向‘深水区’过渡。”
近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公司，建立产教融合型公司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
产教融合领域资深专家、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实施方案》的印发，将产教融合从此前各地分散探索的阶段推进到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大规模综合性改革阶段。
由此，一批产教融合平台会随之产生，为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开发搭建强大的底层架构，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发生系统性变革和创新。
破解人才供需重大结构性矛盾
深化产教融合的重大关切，在于解决人才供需重大结构性矛盾。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才供需两侧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突出表现为毕业生“就业难”和用人单位“招人难”并存，教育链未能与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形成有机衔接。大多数高校和职业院校采用的还是封闭式、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既未将公司的创新要素、生产流程转化为学习场景和课程设置，也未给公司的高级人才融入学校打造畅通的通道，所以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需求；而公司自身也存在参与人才培养改革的稳定性、持续性不强问题，已有的校企联合育人实践大多仅限于给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层面。
显然，精准对接人才供需亟待新的制度设计。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对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并就如何深化产教融合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为贯彻落实和深化上述意见，《实施方案》把产教融合定性为“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
陈锋说，这意味着各级党委政府不能再把产教融合仅仅视为学校或公司的常规工作、或是解决公司用工和毕业生就业对接的手段，而要作为引领整个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变革的重大国家战略和改革举措，以及重要的机制体制创新和制度性安排。
吸引各类资源发生“链式反应”
驱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营造强大的创新生态，让创新动力持续迸发。
《实施方案》设计了一条“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公司为重点”的改革推进机制，希望形成一个巨大的“吸附场”，把教育和产业体系上的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资源要素吸附进来，让其优势互补，互通互融，产出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
陈锋在解释这一设计背后的逻辑时说，以城市为节点，相当于布局了产教融合改革的“基本盘”，有利于发挥政府统筹规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合力。一方面，各地政府可以在城市层面通过统筹产业、教育、人才、科技、金融、财税等政策体系，降低产教融合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高效的产教融合服务和政府治理环境，让产教融合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大胆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产教融合涉及的各级各类主体、要素、环节，也能在城市层面上发生跨界贯通和协同，为创新成果产出和创新人才培养积蓄势能。
以行业为支点相当于打造一个资源聚合平台，有利于从行业层面打破校企边界，在更大范围上汇聚上下游资源，为行业创新攻关和人才需求预测提供条件，进而促进人才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
以公司为重点考虑的则是促进微观主体活力的激发。陈锋说，公司是连接学校、园区、政府、科研院所等微观主体的重要渠道，也是孕育共生思维、打造价值共同体的一线阵地，只有把公司这一层平台利用好，才能让高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科研院所、公司等主体互联互通，利益共创共享，形成基于共同价值点的资源聚合、集成、转化循环，赋能各主体的高质量发展。
这样一来，城市、行业、公司就形成了一个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维度、多层次产教融合大平台。这会让各类主体、要素、环节在互通互融中发生“链式反应”——各类人才和要素得到汇聚和开发，各种知识和信息得到广泛连接，各种供给和需求得到高效耦合，各个主体的创造力得到持续激发……
用好支持政策的红利
眼下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推动深化产教融合的新机制落地、落实。《实施方案》提出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推动产教融合重大平台和载体建设。
《实施方案》要求试点城市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还要求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重点领域，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地方政府、行业公司共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要以新发展理念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园区，探索校企共建产教融合科技园区、众创空间、中试基地等。
陈锋说，这些都是产教融合重大平台和载体的组成部分，也是将来教育、知识、人才、产业、资本等要素发展协同创新的实体平台。它们将吸引行业、公司、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等主体联合开展人才需求预测、定位研判、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实训实践、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创新创业等，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与利益分享模式。
陈锋表示，下一步会有更多政策聚焦到如何支持这些平台和载体的建设。
从《实施方案》提供的支持政策看，未来会有大笔真金白银投入到试点公司、试点地方和试点高校。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对试点公司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按规定投资额30%的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陈锋说，这个比例对一些大型国有公司而言，相当于每年至少节省上亿元税费，会大大激励有实力的公司兴办职业教育，促进产教融合。
陈锋表示，这些奖励政策将有效发挥校企双方的积极性，降低学校和公司在融合初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壮大校企合作的多元共赢价值空间，还能引导社会广泛参与产教融合，以金融为枢纽，连接赋能产教融合各主体，营造投资于人的创新生态。
可以预见，随着系列支持政策的红利释放，将来会有数以万计的公司和高校去探索全新的教育形态、产业形态、创新形态与治理形态。依托培育这些公司的过程，产教融合型公司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也会逐步完善，达到试点寄望的制度创新目标，汇聚成教育、人才、科技、产业体制改革的新动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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