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发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经历了从单向“引进来”到逐渐“走出去”的过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发展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主动“走出去”的特征日益明显的阶段。
这样的发展过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现实内涵：一是从单纯借鉴学习到创新培养体系与模式。过去几十年，我国职业教育主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比如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教学工厂等模式，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当今，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日新月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教育创新能力，能够逐渐参与制定职业教育的国际标准，比如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等。
二是从简单合作到深入合作。过去多是以短期的师生互访、交流、培训等为形式的简单国际合作，目前发展到以设立平台、合作办学、独立办学等为形式的深入合作，例如比较着名的“鲁班工坊”、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学历教育职业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首个校企合作股份制应用型本科大学“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等等，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从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角度看，合作对象主要集中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比如中非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等。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职业教育尤为重要，且其对职业教育有很高的需求。首先，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工业化仍然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工业化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职业教育列为重要内容。因为职业教育更直接关系到就业和生存问题，相比普通教育具有更贴近民生的特点，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更为重要。有研究指出，相比于普通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劳动市场中边缘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可能更有效。因此在消减不平等和减贫方面，职业教育可能是更有效的手段。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存在巨大缺口。发展中国家教育本身就比较落后，职业教育尤其如此，存在着参与率低、公共投入低、教育质量差、技能关联实用性低等问题。
这些问题至少由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造成：一是非正式的学徒制技能培训比以学校为基础的正式技能培训更流行。不可否认，非正式学徒制对小规模的技能培训是有效的，但对大规模的技能培训而言，非正式学徒制存在很大弊端。
二是与普通教育毕业生相比，职业教育毕业生获得正规部门体面工作的机会往往更小，也导致了职业教育参与率低的问题。
叁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式的职业教育是由政府提供的，私营部门参与较少，这也就降低了职业教育的技能关联性和实用性，导致职业教育与公司技能人才需求不匹配。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让发展中国家本就质量较差的职业教育雪上加霜。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职业教育的最新调查报告，疫情对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职业教育的冲击是最严重的，这给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带来巨大挑战，并可能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政府部门出台了多个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其中也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做出了具体要求。如，《国务院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推动与中国公司和产物“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符合中国公司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强调要“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公司的需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公司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对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文件，要求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等等。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把培养中国公司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人才，服务国际产能合作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内容。
具体来看，其实这些政策要求背后有深刻的经济现实背景。商务部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叁（美国，7.7万亿；荷兰，2.6万亿）；2020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逆势增长3.3%（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4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我国已经在海外建立了超过100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80多家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路孚特（搁别蹿颈苍颈迟颈惫）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全球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计3164个，总金额达到4万亿美元。从这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已是常态，而且规模巨大。这些跨国公司对当地技能人才有很大的需求。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中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对不高，由此产生的“用工难”问题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要求也由此产生。
近期颁布的《对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公司走出去”，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组团出海”的模式是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创新方式，也很大程度呼应发展中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比如，在职业教育投入方面有公司资本做后盾，在教育质量方面中国有相对师资和技术优势、公司的深度参与也增强了职业教育的技能关联性和实用性等。
当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存在一些有待借鉴的问题。尤其需要关注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化师资队伍方面。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国际化师资队伍水平与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缺乏大批国际认可的可以从事双语教学和小语种教学的专业教师，这将给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带来障碍；二是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参与主体多由政府主导，民营公司和民间组织参与度不高。这与走出去办学可持续性较差有密切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职业教育走出去面临着师资和生源不稳定、运营成本高、经营持续性差等问题。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资源整合，加快职业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张坤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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