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新经济、大变局、大转型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些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正当其时。但是，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针对“新经济”的需要，是对整个经济形态的总体指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公司更应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因为这部分公司数量更多、涉及更广、消耗资源更多、面临转型的任务更迫切。许多传统产业、传统公司如不能提升经营质量，就会不断增加社会负担、降低社会经营活力；而若能不断提升经营质量，则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改善自身经营，更能从宏观层面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依靠资源禀赋迅速融入世界，爆发出罕见的强大力量，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优秀公司。但是在微观公司层面，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整体面有多好，仍然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非常突出的就是机会依赖、资源依赖、路径依赖，由此导致长期性如技术、产物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经营粗放、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仍然不够，抗风险能力不强。这也是转型时期，许多中国公司难以适应并有效转型的根本原因。
回顾中国经济与公司群体的成长，其实是基于大机会时代的顺势而为。再看今天的内外环境，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大机会时代，而是一个需要去创造的时代；资源的成本也不再低廉，需要不断增加附加值；国际贸易环境也不断变化，各种风险交替增加，经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希望可以唤醒还在沉睡中的中国公司，也希望更多中国公司，敢于直面自身的问题，借机反省改造，努力交出合格答卷。
一是发展路径要由“机会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根据《中国公司500强20年报告（2002-2021）》数据显示，自2005年有统计以来，中国公司500强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尽管保持增长趋势，但总体投入强度并不高，平均维持在1.15%。这就意味着创新还没有成为公司发展的驱动力。当下，许多公司发展面临很大困境，但往往并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问题归结于环境和机会，这是对公司内部的经营实力、外部的发展要求认识不够。新质生产力的含义，当然需要创新驱动，当然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公司需要从持续经营的高度，对此进行战略上的规划与准备，加大研发与技术投入，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检讨检验修正，让创新要素越来越多。
二是发展方式要由“高投入”向“高效率”转变。从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公司在人、财、物的效率上还有很多改善空间，也就是说，在不需要增加太多投入的情况下，经营成果还能有更好的产出。从202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公司数据可见，中国内地上榜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为5.1%、总资产收益率为1.15%、净资产收益率为9.5%，而美国公司的叁个指标分别为11%、3.21%和21.9%。因此，公司需要把“效率驱动”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前进行人、财、物等效率的规划，并做好行动计划，最终用数据来检验工作，最终走上高周转、高人效、高收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
叁是发展基础要由低品质向高品质跃升。除了技术创新、资源节约，中国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方向是产物品质。高品质的产物，是高水平生产力的体现；高水平的生产力，也必须指引产出高品质的产物和服务。面对中国现实，这个品质应该包括叁个方面：第一，产物质量，要过硬；第二，技术含量，要够格；第叁，产物价格，要合理。过去我们被冠以“世界工厂”，主要还是从数量上来说明，但从需求侧、供给侧的微观环节来看，性价比好、适销对路、流速快的商品还是不够。
衡量公司、行业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传统”还是“新兴”，也不是“模式”与“路径”，而是质量与效益。传统公司通过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持续不断的创新来推动产物提质、经营提效，就可以持续成长、不断壮大，甚至成为创新型领军公司，也就能够给予社会、股东、员工等利益相关方更好的回报。中国公司在提高发展质量、重塑增长机会、扩大投资回报方面，还是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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